薛仁明的部落格

專訪學者薛仁明

試著找回中國人應該有的一張臉

2012年4月8日   B10/B11：B10/B11－文化   稿件來源：上海新聞晨報 

去年深秋，薛仁明和老師林谷芳在奈良法隆寺。

薛仁明常常和三個小孩看太平洋

星期日新聞晨報記者 謝嵐



   薛仁明笑話自己是個“鄉下人”：九點多睡覺，五點多起床，

    對兩岸的文化圈而言，他也像是個“鄉下人”。

    一開始，薛仁明自己都有些詫異：我真的寫得有那麼好嗎？不過現在，他大約知道自己為什麼受歡迎了。

    與其說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人的見解，不如說是他實在地說出了彌漫的“時代病”：

    “怎麼大家都那麼緊繃？”“我們怎麼變成了今天這個德性？ ”

    並且，他經歷的困惑、選擇和思考，為紓解這些病症提供了一種回答。

    春色浪漫，再做江南之游的薛仁明接受了我的訪問，分享了他的困惑、觸動和思考。

    薛仁明，1968年生於臺灣，祖籍福建漳州，父母就未受過學校教育。畢業於台大歷史系，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1993年大學畢業當完兵後，長居台東池上鄉下。關心的焦點，是文化的重建和生命的修行。著有 《胡蘭成·天地之始》、《萬象曆然》、《孔子隨喜》等。

 

    沒有顯赫的學歷；在台東鄉下當了十多年的中學老師；第一篇文章在報紙上發表時，早已四十出頭，白頭發都有了。

    就是這個“鄉下人”，卻在短短兩三年間成為後起之秀。他所寫的胡蘭成和孔子，迅速得到了讀者和文化界的矚目，很快結集出版，一紙風行。此後兩岸的新書、簽售、講演約請不斷。

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2-04/08/content_780241.htm　

你是不是也有一張緊繃的臉？

    薛仁明驚動臺灣文化圈，是因為一本挑戰主流看法的處女作《胡蘭成·天地之始》。

    不過，薛仁明在大陸引起關注，卻和一篇隨筆大有關係。

    2011年春，《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薛仁明跟隨簽售的旅程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走了一大圈。他很早就來過大陸，去過不少地方，但和這邊文化圈、知識份子的親密接觸，可算是頭一遭。

    回到臺灣，薛仁明先後在《南方都市報》、《聯合報》發表了《我讀大陸讀書人的臉》一文，且因大量網站的轉載，在兩岸引起了相當的迴響。“十餘天的大陸之行……所見所聞，多有感觸。其中之最，則是，大陸的讀書人，實在太不快樂了。……讀書人的鬱結憂深，兩岸皆然……但相較說來，大陸的讀書人，除了憂鬱乾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憤。知識份子才相聚一堂，動輒開罵，個個義憤填膺，人人宛若社會良心。……我看到許多知識份子一張張的臉，躁、怒、憤、戾，全然全然，都是糾結。”

    文章接著寫道，讀書人一臉躁鬱，沒有個好性情，誤人誤己，“正是百年來知識份子最大的悲劇。”

    此文激起了相當的反彈。有人擊掌叫好，有人不以為然，也有人認為此文造成了薛仁明和大陸一些知識份子的間隙。

    但事實上，當薛仁明觀察到大陸讀書人“躁、怒、憤、戾”神情時，他並不是一個帶著莫名其妙優越感的旁觀者，相反，他的心頭浮現了很多人的臉，也包括他自己曾經的臉。

    換言之，“躁鬱”不僅僅是大陸讀書人的臉，而是這個時代的“眾生相”。

    “我讀高中的時候，整個人很抑鬱，心裏有個很沉重的焦慮：在一個行將崩壞的世界，個人如何安身立命？我也不知道這麼嚴肅的焦慮是哪里來的，也沒有辦法和同學講，說不清楚。就只是覺得凡事都沒意思，我老困惑著：大家談論的那些東西真的重要嗎？可什麼是重要的，我也搞不清楚。

    我先是考上了政大，讀了兩個月，覺得心越來越累，只好休學半年，回到老家，天天睡大覺，醒來後就去海邊散步，在沙灘上來來回回走兩個小時。那時候，臺灣有個作家孟東籬，帶著妻小隱居花蓮海邊。我蠻嚮往這樣的隱士生活，常常看孟東籬的書。

    後來，我又考上了台大歷史系。我想歷史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許可以解決我的困惑，可是沒想到，書越讀，腦子裏的東西越來越沉，一直往下壓，壓得整個臉都僵硬了。

    當時有個同學叫汪平雲，是學校裏的風雲人物。汪平雲很有才情，寫詩、讀哈貝馬斯、唱國際歌、聽陳明章（臺灣著名音樂人，閩南語歌手，有人稱他為臺灣的民謠大師——記者注），努力學著閩南話。他為人誠摯，讀書很多，善思辨，理論水平很高。但是，他不快樂、不明朗，平日總是苦笑。我們一起喝酒，喝到最後他常常幾番淚流滿面。幾年前，汪平雲自殺身亡，報紙上說是憂鬱症。

    我休學重考，不僅是想換個喜歡的專業，而是希望走出抑鬱，獲得安穩、輕朗的生命狀態。可是我在台大歷史系，東瞧西望，開朗的不多，期待中的自信、新鮮、厚實與安穩，更難遇到。心裏的嚮往——生命和學問嚴絲密合的想法，在學院中則是顯得有些滑稽。學院教人念書，強調的是分析、排比、論證、思辨，而歷史系最在意的是，論文結構縝密、證據充足、客觀嚴謹。儘管經常讀著‘中國歷史’、談著‘中國文化’，但我們和中國傳統是非常隔膜的，對天地萬物都有一種不自知的漠然無感。

    比如說，臺灣民間祭祀盛行，我讀的是歷史，卻感受不到祭祀背後的遼闊；

    我對中醫完全陌生，不知道"寒熱虛實"究竟是什麼意思，更不用說背後哪一套中國人的身體觀及宇宙觀；

    我也很少聽中國傳統音樂，古代文人最尋常操弄的古琴，甚至都沒有見過；

    歌仔戲、南北管，偶有聽聞,，而京劇昆曲，半出都沒看過；

    ……

    那時候，我也和很多大學生一樣，希望在西方文化中為苦悶的精神狀態找找出路，認認真真去聽古典音樂，看藝術電影。可是老實講，古典音樂，聽著聽著，我始終有種深層的隔閡；看藝術電影，更是‘自殘’，越看越壓抑。那時，我隱隱然都覺得不對，但何處不對，卻說不明白。

    這種狀態並不是我或者台大獨有。

    這幾年我有一位朋友，本科清華畢業，接著念北大，後又留學牛津，現居德國。在大家看來，她真是個讓人羡慕的天之驕子，但事實呢？她曾經告訴我，讀清華本科時，苦不堪言，當時所有的課程都感覺非常 ‘疏離和痛苦’，始終就想著要如何逃離那種‘被機械、儀器和自動化所充斥的生活’，甚至還想過退學，因為她覺得，那些學習，‘都和生命無關’。

    後來我才認識到，不止是我們這些學院中人，其實大家都那麼緊繃。我看到職場白領的紛紛爆肝 （過勞導致肝臟不堪負荷），大學教授頻頻過勞，他們都很認真、很聰明，卻有種實實在在的不對勁。我也常常看到同儕朋友的人生起落。那些主流價值觀中的成功者，常常更令我感慨。他們中間，當然有生命安穩厚實的人，但為數很少，更多的是外表光亮，內心抑鬱虛空。他們都是好人，也都是極優秀之人；但是，他們不自由，他們半點都不快樂。

    我意識到，事實上，是我們整個時代的‘感知系統’出了大問題。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讀越多的書，越僵硬，越不自在。很多人被概念、價值觀綁住了，性情常常有一定程度的異化。 ”

我喜歡這種感覺，真正有人味

    大陸的各種文化熱也會傳到對岸。2010年，因孔子熱暴紅的某名家，許多臺灣人看了頻頻搖頭，卻又不無尷尬，就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掌門人楊澤問道：臺灣自詡傳統深厚，但放眼望去，一時半晌，竟不知哪兒找人來談談孔子？

    不久，薛仁明在楊澤的邀請下，開始《人間副刊》“連載”，寫寫他心目中的孔子。這時候他已經年過四十，白髮不少。

    孔子這位仁兄，在兩岸的命運不無相似之處。

    “考試之後，就再也不願看到有板有眼、老在訓人的至聖先師，孔子儼然是逐漸僵化封閉的傳統文化的象徵，臺灣高喊復興中華文化，每年也都有祭孔大典，但只能令人敬而遠之。”東海大學教授、前臺灣美術館館長倪再沁寫道，“（而）薛仁明談孔子，就像在替相識已久的老朋友講幾句公道話，經常把他擺在近日的現實情況來比擬，能把早已概念化的孔子，描述成如此有趣、清新、通達且生機活潑的尋常人物。”

    薛仁明筆下，孔子溫良恭儉讓中隱藏著“反骨”；常消遣學生，又老被學生“吐槽”；身為一個“老江湖”，不忘其憂，卻不改其樂，再如何困頓憂傷，只消隔一會，又意興揚揚、興高采烈起來了。

    大家都是知道孔子是個老師，而薛仁明對其師生關係的描畫，新鮮吸引人：

    “孔門之所以深闊，是在於他那幾個高弟的個個精神、色色鮮明，且看他前期三大門人——大家都極熟悉的顏回、子路、子貢，一個靜默澄澈宛若高僧，一個慷慨豪邁直世俠客，一個聰敏通達游走政商。三人均非一般，個個不可小覷，但又大相徑庭，彼此涇渭分明，然而，這三種截然有異的鮮亮人格，卻又能在仲尼門下齊聚一堂，笑語吟吟，且又長期追隨，實在讓後人很好奇這老師是何等的格局和器識。”

    “孔子被弟子修理，子路不時就罵老師，似乎是以‘罵’老師為樂，‘罵’老師為榮。但是到後來，老師還以學生為榮，多好！他們的師生關係是很寬鬆的，很自在，這時候就有很真實的東西出來。”薛仁明說。

    因寫胡蘭成而結緣的朱天文這樣看《孔子隨喜》：“那些原先緘默似石看來全部一個樣的故人，突然間，你說我說，連語氣、連舉止、連性格、連身世背景、連他們的命運，清晰到像《紅樓夢》裏寫出的百樣人，每一個都難忘。”

    那麼，當初楊澤何以邀請薛仁明來寫孔子呢？

    “我講的孔子之所以與別人不同，是因為有一份‘底氣’。”薛仁明說。

    大學畢業以後，意識到自己“性情異化”、“感知系統除了大問題”的薛仁明，很清楚自己不想要都市和學院裏繼續生活下去。他離開臺北，來到台東鄉下，就此定居下來。正是這個離開主流的選擇，讓他得以在活潑扎實的民間生活中體會到了“先感後知”，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新鮮直接的認識和實踐。

    “大學畢業後我去當兵服役兩年。有兩次假期，我特地到台東鄉下，搭火車，一個鄉鎮一個鄉鎮地走，看看哪個地方比較有感覺。後來來到池上，池上是全臺灣稻米最好吃的地方，兩邊是山脈，中間是開闊的縱谷平原。我站在那裏，就有種說不出的安穩。所以當完兵後，我就到池上的中學教書，一直住到現在。

    我常常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民間保存得最好。臺灣民間很自在活潑，也溫良恭儉讓。一到那裏，就會感覺到很有人情味，很溫厚，對人不設防。我從小在鄉下長大，叔叔伯伯那輩人都有中國傳統男人風範，話不多，不太計較，厚道，對人不會太過分。

    如果到臺灣自由行，一定到真正的鄉下走一走，逛逛市場。你看那些市井小民，日子也不見得很好過，卻懂得苦中作樂，嘻嘻哈哈；即使唬人，也唬得虎虎生風，有種人該有的活氣。所以我比較不喜歡超市，超市比較冰冷，不過大陸的超市倒是還好，還有點菜市場的味道，有點愛理不理的味道……我最怕那種態度非常好，但你卻覺得那一切都是假的，這時，一個人的職業和性情是會出現斷裂的。臺灣有幾家特別有名的老字型大小，服務員大都有兩個特點。第一，年紀很大，六十幾歲，跟那家店的掌櫃至少幾十年以上，有種古風。第二，服務態度都不算太好，給你菜單的時候，也不會畢恭畢敬地等，會提供你意見，也會說‘這樣差不多了啦！ ’，好像不是來服務的，而是和你平起平坐。我喜歡這樣的感覺，真正有人味。

    你還要去當地最大的廟看一看。臺灣鄉下的每個廟都是活的，是整個鄉下的中心，影響力非常大。廟周圍通常都有當地最好吃的小吃，因為那裏人氣最旺嘛。

    我在池上住下來後，除了上課，就是看書、看戲，接觸書法，聽了大量的中國音樂，當時最常來往的朋友是一位大我20歲的長者，就每天看他寫書法，聽聽戲曲，再和他聊聊。

    這時候讀書的心態不一樣，沒有任何目的，純粹就是好看，讀著讀著，一個個句子就會跳出來，很受用。然後慢慢發現，看山，看花，看學生，甚至看人吵架，都會看出些東西來。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原來真的是那麼回事。

    我以前從來沒聽過京劇，後來看到幾篇鄭培凱談京劇的文章，心裏一動，就想找來看看。我記得看的第一出京劇是《鎖麟囊》，感覺和藝術電影完全不同，清清爽爽，就很有好感。後來常常看。剛開始會打盹，慢慢就看出味道來了。比如，《龍鳳呈祥》、《群英會》裏趙雲出場，按劇情來說，應是很緊張的一幕，可是你看，趙雲一亮相，就先來個‘起霸’，五分鐘，十分鐘，似乎全和劇情無關，好像就在那裏‘耍帥’，‘扮酷’嘛！有人常常說，京劇拖遝，不緊湊，但我的理解是，那就是中國人的人生態度，你可以說是隨隨便便，也可以說是幽默，其實是一種是解脫的心境。中國人即使在那樣的節骨眼上，都還有能耐回過身來轉個彎，人就自由豁脫了嘛！所以，看著看著，越來越有意思，人就松下來了。以前鄉間有許多老者，也沒讀什麼書，但看起來就有一種從容自在，沒有暮氣，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戲曲的感染。

    住在鄉下，會有很多祭祀。我結婚那天，子時要拜天公，陣仗很大。晚上十一點開始，我必須齋戒沐浴，全身洗得乾乾淨淨，所有的衣物，連襪子都要是新的。我和我父親、弟弟，行三跪九叩大禮。旁邊演傀儡戲，嗩呐演奏。我在那邊來磕來磕去，膝蓋痛得要死。可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有個感覺，唉，我的人生好像開始走到另外一個階段了。我第一次意識到，中國人講‘天地人’原來就是那麼一回事。在那一個當下，心裏面就有很深很深的感受。這種感受，跟讀書、別人給你道理，是兩碼事。透過那個儀式，中國傳統就有種真實感。我似乎和天地，和整個自然，和過去聯結起來。一個人如果和自然，和歷史聯繫起來，生命的安穩就出現了。

    十年前，我有個特殊的因緣跟隨了自己真正的老師林谷芳，他是一個音樂家和禪宗修行者。

    林老師的藝術研究所獨樹一幟，不重視任何學究的研究，放棄任何沒有感受的知識。他有門最重要的課，就是春天帶上研究生到大陸江南呆個十天八天。從十年前開始，我幾乎每年都會想辦法跟他出來。跟林老師出來，其實是一種全面的學習，幾乎從早上看到晚上，一舉一動，甚至包括他和林師母鬧不高興，我都覺得太有意思了。事實上，我和內人的關係的轉好，受了林老師很大的啟發。

    有一次我跟著他來內地，路上有個廁所非常臭，我屏氣出來，正好碰到林老師。 ‘臭嗎？ ’‘很臭！ ’‘那好，我要去撇條’！ （閩南話大便的意思——記者注）好像還有些開心。我就覺得，這老頭哦，實在不簡單。還有一次，一群茶人和民樂隊去巴黎舉行茶會，林老師是總指揮。那天，整個場地佈置地非常雅致，但是露天的。演出前一個小時，突然烏雲密佈。茶人驚慌失措，不知道怎麼辦，大家都千里迢迢跑到巴黎哎。大家問林老師怎麼辦。他就說，你們喝茶不是標榜淡定從容？喝了一二十年，難道只有喝茶的時候從容？他後來說，其實在可能下大雨的一刹那，他陷入了一種異常興奮的狀態，他是一個期待有狀況的人。

    某種程度上，我跟著林老師，好像是在印證在胡蘭成先生書上讀到的話。講道理人人都會講，但遇到一個真實的東西，感覺就完全不一樣。林老師其實和一般人不一樣，但又不是遙不可及的，你會覺得很可以親近。透過他感受到的中國文化，是真實、鮮明的。 ”

路旁的花草，你至少要認得一半

    3月22日，薛仁明在歷史系教師唐小兵的邀請下，來到華師大閔行校區演講。講座設在季風書園，而室外，寬闊的馬路開腸破肚，塵土飛揚，龐大的水泥攪拌車隆隆駛過。從市區搬來不久的同學們戲稱新校區為“閔大荒”。

    薛、唐二人有些意外，當晚的講座來了不少年輕學生，好多人站著靜靜聽完。

    講談快結束時，一個男生款款從末排走上前來，只見劉海蓬鬆，斜斜梳著，遮住了小半臉。他輕聲訴說了自己的困惑：心中迷茫，對周圍感到失望，數門功課紅燈，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薛仁明看著他，好像看著大學時代的自己。這樣的學生，大陸的行程中屢屢遇到。

    “我在大陸真切地感覺到，我寫的東西，談的東西，是真的有人在看在聽，這對我的觸動很大。我談的只是平常的東西，竟然會對他們造成那麼大的觸動，為什麼？是不是大家內心深處都有個不安，需要有一種安頓？2009年，《天地之始》出版，兩岸迴響不小，尤其是這邊年輕人的反應，我最心動。我覺得，兩岸文化是在一個消長的狀態。如果大陸這邊文化過了低潮，一些年輕人對真實的生命狀態有憧憬，想更接近深層的中國文化，想去看去摸，或許我可以扮演一個看得見、碰得著的小小的角色。 ”

    從2010年開始，薛仁明仍然住在池上鄉下，但辭去了教書的工作。

    “那時候開始有些約稿，如果一邊上課，一邊寫作，家裏還有三個小孩，照顧不過來，我會把自己繃緊的，我非常不喜歡把自己繃緊。這個時候，我就只好有所抉擇。說實在的，這個抉擇不太容易。在臺灣中學教書，待遇不錯，我教了十幾年，薪水相當夠了。這個時候放棄，連半毛的退休金都沒有，從世俗的角度來講，是個比較大的犧牲。可說實在話，這個時候來寫作，來說話，對一些人可能有些小小的幫助，這會比我在鄉下一個中學教書來得有意思。辭掉工作第一年，收入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但第二年就篤定多了。因為確實是有些人願意讀你的東西，有所受益，同時慢慢也可以變成一定的經濟基礎，理想和現實可以搭配，我覺得挺好。 ”

    除了到學校講演，薛仁明很喜歡離開學院，去和"業餘"的傳統文化愛好者談談。

    “有一次，我去成都，在一個民間文化研習會講講。他們裏面的成員多樣，有公務員、諮詢師、電視主播，還有企業主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水果行老闆，他識字不多，平均十個字，會寫錯四個。但我談中國文化，一字一句，他都聽得有滋有味。別人提問，我才答罷，他便用四川話又再評唱一番。他的評唱，我不甚聽懂，但看那滿堂和氣，哄堂笑語，我於是相信，中國人該有的臉，是找得回來的。談中國文化，恢復中國文化，說穿了，不過是要恢復中國人的那張臉，不應該那麼緊繃。後來，那個水果行老闆跟我說，薛老師，你說的話，我都聽得懂。

    這回到南京，朋友帶我去一個茶室。空間疏朗，還有一個禪堂。我想，這樣一個茶室能掙錢嗎？朋友說，茶室隔壁有間很大的KTV，老闆用那裏掙來的錢來養這個地方。後來，老闆出來了，一看，嗯，果然長著一張KTV老闆的臉。可是有意思的是，一會兒他進去內室，換了件灰色的袍子出來，他的臉瞬間又變成了一個修行人。我們聊到胡蘭成，張愛玲，他以前可從來沒聽過這兩個名字，但是他才一聽，便說了些自己的看法，很到位呐。這就是我所說的‘有感的知’。 ”

    薛仁明來大陸，有個年輕人陪著他，就像古代的那種弟子，端茶倒水，安安靜靜。兩人在虹橋機場會面，然後轉高鐵去南京，從機場出來到地鐵站沿途有段路邊，茶花開得明豔。薛仁明問，你知道這是什麼花吧？年輕人就一臉遲疑。十多天後，薛仁明在回臺灣前，給他交代了兩個功課：

    “第一，下回我來上海，路旁的這些花花草草，你至少要認認得一半。第二個功課呢，就是趕快找個女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