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的部落格

2015-10-01  聯合報   薛仁明

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一向宗教不發達，但是，因為極重視喪禮與祭禮，所以人世的大信始終巍然屹立。 今天大陸的人心慌失、生命之無法安頓，箇中原因，主要正在於喪禮與祭禮的淪喪……

 

壹

第一眼看浩波，覺得他相貌奇特；後來熟了，果然，土家族，老家住湖北神農架。

浩波上的，是我的《史記》課。說是上《史記》，其實更多以事顯體，無非，就是談談我眼中的中國文化。那回，我在大陸第一次的長期課，每天早上上課，連續兩星期；第一天，我就留意了浩波。浩波聽課，神情專注，且豐富，且有種感覺得到卻說不清楚的翻攪與轉折。後來知道，事業有成的他，準備了十來年，已取得綠卡，再過陣子，就舉家要移民美國。迥異於早先年間（譬如一、二十年前）大陸移民美國，幾乎一個個都頭也不回、像衣錦「離」鄉般地高調而自信，而今，有了根本變化：越來越多如浩波者，臨行之前，不知為何，竟有些躊躇，也有些困惑。於是，浩波想赴美之前，為了自己，也為了孩子，他得補些課，好好把中國文化給弄明白。

兩星期的《史記》課上完，浩波請吃飯；宴席才開始，箸未動、菜沒夾，他舉杯先敬了酒：「薛老師，您把我們給解放了！」

解放？！

我聞言大笑。當年，毛澤東解放台灣未果，蔣介石也反攻大陸不成。怎麼，在六十年後，區區我一個福建漳州來台第十二代（也算外省第十二代吧！）兼有平埔族血統（沒聽過「只有唐山公，沒有唐山嬤」嗎？）目前又長住台東池上二十幾年的台灣鄉下人，飛行數千里，就在北京郊外昌平已近懷柔的辛莊這小村子裡，只因講了兩星期的中國文化，就「解放」了浩波這麼一個土家族的大陸同胞？

浩波接著又說，「薛老師，您解放的，絕不只我一人，還包括了課堂上大部分人！」

喔，是真的嗎？

其他人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下一回我再去辛莊，就聽說浩波已全家赴美了。不過，大概就過去生活個半年，看一看、學一學。之後，舉家再回北京；他決定，不移民了。

貳

辛莊村子邊，有一條數里長的柏油路，路不寬，車不多，兩側植有華北常見一株株高直挺立的楊樹。在辛莊，我只需早上上課，空暇多，因此常在楊樹林下閒步；一如我在池上的每天晨昏，要不大埔社區、要不大坡池畔，總要走走繞繞、繞繞走走，沿途也多半只是東張西望、左顧右盼，甚至連運動都談不上。反正，就是我的日常。

不過，在辛莊散步時，除了楊樹林一旁的京密引水渠、稍稍遠處的燕山山脈，以及樹梢間長長尾巴的喜鵲之外，我還看到一樁奇特的景象。記得頭一回看到，還真微微一怔。等第二回，又看到迎面有人忽地從單車跳了下來，牽著車，招呼問好，等過了身，再跨上單車從容騎去，這時，我才恍然明白：喔，原來這是古風猶存呀！

這樣地推車問好，後來漸漸遇得多，其中，有我辛莊師範的學生，也有村子裡華德福學校的老師與家長，還有一些，則壓根我不認識。反正，迎面笑臉盈盈而來，自然我也盈盈笑臉以對。於是，我笑意未止，踏進了課堂，就跟我那群平均三十幾歲的辛莊師範學生說，「改天，你們開著汽車，遠遠看見了我，若是也趕緊跳下，推著汽車過來，那才算你厲害！」哈哈！

參

大陸人總說，中國文化在台灣。

尤其開放自由行之後，相較於面對香港、新加坡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大陸人對於台灣，確實，多了一份由衷的親切與敬意。這樣的親切與敬意，我在大陸最常聽到的說法是：因為，台灣更像中國；因為，台灣保存了更多的中華文化。

每回聽到人這麼說，我都只能五味雜陳、百感交集。的確，台灣所保存的中華文化，是比大陸多了一些；可是，不多不少，也就那麼一些些。再者，島內這些年的自毀長城，還讓這「一些些」已逐年流失；台灣最值得珍惜甚至也最該驕傲的，不正被某群人急著一筆抹殺嗎？

相反地，我跟辛莊師範的學生言道，面對中華文化，大陸也不必過度妄自菲薄；如果老將自己想成一無所有，反倒喪氣了。事實上，即使經歷了文革，整個中國文化的根柢，至今也還四處可見。只不過，大家習焉而未察罷了。最少，在辛莊這兒，不就還有那麼多人推著單車問好嗎？我在池上教書多年，可從沒遇過這等事呀！

推著單車問好，看似小事，但這就意謂著，中國文化的禮敬之心，還清楚明白地活在這群人心中。辛莊人除了禮敬尊者，他們也禮敬長者。我在辛莊，至少十次，都被人喊「爺爺」。這在台灣，即使不算驚世駭俗，至少也是匪夷所思。台灣因受資本主義以及民粹政治的荼毒，普遍嫌長畏老，尤其都會人士，人人標榜自己年輕，人人也恭維別人年輕，大家千驚萬恐，就只驚恐「老」字落到頭上。像我這種年紀不到五十，倘使在台北街上被喊個「爺爺」，一般人即使不拂袖而去，至少，也要面露不悅；回家裡，還不知要鬱悶多久呢！

辛莊人這是一派古風。喊「爺爺」，是因為尊敬。在中國文化裡，一個人但凡生命圓熟，憑其閱歷，藉其智慧，就可以像石墨變成鑽石一般，淬鍊出一種特殊的生命質地。有此質地，越是年老，就越見風華。正因如此，中國文化一向懂得敬重長者，也喜歡自居長者。當年歐陽修寫〈醉翁亭記〉，其實，也還不過四十。

肆

這樣地敬長尊老，當然不只辛莊；在大陸各地，其實都普遍保有此風（當然有某些地方例外）。換言之，他們多半習慣把人喊老，以示敬意。我和大陸朋友聊天，偶爾提起了我的老師，他們常常很自然又充滿敬意地稱：「林谷芳老先生」。在台灣的語境聽來，「林老先生」，彷彿八、九十歲似的。孰知，林老師最近也才剛從佛光大學屆齡退休。

同樣地，我被喊「爺爺」，也絕不只辛莊；記憶所及，至少在廣州、深圳、成都、鄭州，都曾有過。印象最深的，是在濟南。那回，我在濟南的山東省立圖書館講座，反應不錯，一講完，聽眾就往講台蜂擁而來。主辦方看形勢「不妙」，趕緊簇擁著我往休息室擠去。一進休息室，頓覺清淨，大家都鬆了口氣。孰知，有位母親探了探頭，拎著兩個孩子，就從門外鑽了進來；一進來，她不無忐忑又誠誠懇懇地問道，「薛先生，我兩個孩子可以和您合個影嗎？」我看著孩子，「不」字還真說不出口，只好答應，「好吧！」那母親聞言，立刻對孩子說，「趕緊！趕緊過去跟爺爺拍照。」一拍完，那兩個小孩又很有禮貌地自動轉過頭去，面向我深深一鞠躬，「謝謝爺爺！」

大概是太有禮貌，我看了竟有點發噱，「山東，果然是鄒魯之地！」

伍

我在濟南，還有印象更深的。

是前一晚，我在山東師範大學講座，題目〈文化基因與生命安頓〉。主旨無非是：只有我們回歸到骨子裡的中國文化，才可能形神合一，獲致最深穩的生命安頓，否則，我們讀書越多，就可能越魂魄不全、精神撕裂，屆時，所有的憂鬱、浮躁、焦慮難安，都必將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有位四十歲左右的女士，因坐在滿座的大學生之中，很顯眼，且聽講的神情又特別靈動而專注，我幾次就留了意。結果，我一講完，她舉手便想說話。但才站了起來，話還沒說，口中囁嚅，便開始一邊拭淚、一邊抽泣。這時，滿座默然，偌大的演講廳，就只剩下她的抽泣聲。隔了一會，她說，可不可以請別人先發言，待會她再說？我笑著言道，當然行呀！難不成，妳要繼續哭下去？！

等下一位發言完畢，她情緒緩和了下來，於是起身說道，剛剛是因為二十幾年來的困惑，沒想到，今天晚上竟獲得了解決；一時之間，既難受、又歡喜，所以抑制不住，就當眾哭了起來。現在想想，覺得很好笑，也很開心，但依然非常激動。

聽罷，我笑著說，難受也好，歡喜也行，就是千萬別太激動；平常我頂討厭有些講者喜歡鼓動情緒，動輒把聽眾煽得激動莫名；妳這麼激動，還真讓我懷疑自己是個政商騙子還是個宗教神棍？

會後，眾人散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的書記送我到停車場。路上他說，照理講，作為今晚的東道主，他應該最有資格發言；剛剛聽完講座，本來也想說話，可是，看到那位女士被「批評」了，就只好作罷。這位人高馬大又不掩文氣的山東漢子頓了一頓，突然話鋒一轉，「薛老師，其實我也聽得很激動！」

陸

事隔已近一年，至今，我仍然無法確定：那晚在山東師大，究竟是什麼地方觸動了他們？但今年六月，我在重慶的課堂上，又有一位女士被觸動得一邊拭淚、一邊抽泣，這回原由，我倒是清楚。

那天，我談喪禮與祭禮。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一向宗教不發達，但是，因為極重視喪禮與祭禮，所以人世的大信始終巍然屹立。今天大陸的人心慌失、生命之無法安頓，箇中原因，主要正在於喪禮與祭禮的淪喪。大陸要文化重建，喪祭就必然是重中之重。相較起來，台灣的祭祀大致完好，很可以作為大陸恢復祭祀的借鏡；至於台灣的喪禮，雖然近年已趨簡化，但比起大陸一般就三天匆匆了事，還是好得許多。如果，「中國文化在台灣」能一部分成立，其中關鍵，就在於台灣的喪祭傳統並沒有斷絕。如果，「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也能一部分成立，其中關鍵，亦在於台灣的喪祭傳統一直延續至今。關於這點，大家只消留意那些從來沒讀過書卻比誰都更重視喪祭的台灣鄉下歐吉桑與歐巴桑，看看他們臉上的溫厚與安穩，就全明白了。

喪祭正，則人心安。

講完喪祭，隔天一早，有位女士來到了講台，蹲我身旁，提起她十九歲時，母親去世，家人顧念她讀書在外，返鄉太過遙遠，也耽誤了功課，就要她不必奔喪。結果，這事成了她最大的痞塊；十八年來，心裡一直過不去……話沒講完，她邊說邊哭，先是拭淚，繼而抽泣，越哭越傷心，越哭越悲切；哭聲之中，悔恨不盡。

我沒安慰她。我只在隨後的課堂上，當著大家面前對她言道：下回的忌日，或者明年的清明，隆重地準備些祭品（尤其是母親生前最愛吃的東西），去到墳前，上香獻供，好好對母親說說想說的話，好好哭當年該哭而沒哭的。痛哭一場。好好地痛哭一場。彷彿，妳終於趕回去當年該到而沒到的那一場喪禮。

柒

喪禮盡哀。喪禮中親人的淚如雨下，是逝者此生最後的印記。喪禮之後的追祀不斷，則是幽明之間情意不絕綿綿的千絲萬縷。如此一來，逝者雖逝，但與人世之間的聯繫，卻未曾斷。這是老子所說的，「死而不亡者壽」。我在辛莊師範、後來又在台北書院說道，這種透過喪禮與祭禮的「死而不亡者壽」，就是中國式的永生。

捌

何其有幸，從小我在南部的茄萣鄉下長大，看到了、體會了，也深深受惠於保存在台灣民間的中國文化（當然，喪禮與祭祀只是其中的關鍵一環）。後來，又何其有幸，在我求學的過程中，雖然屢經台灣美式教育下西方個人主義的「洗禮」（或者「洗腦」？），好幾次都自以為覺醒、有想法、趕得上潮流，差一點，就要鄙夷我老家鄉下人的「落伍」與「無知」；差一點，就要瞧不起我身上被視為封建而保守的中國文化；還好，我隱隱然覺得不對；還好，我雖然也有一些「高等教育」帶來的優越感，但還不至於太過猖狂。因為不猖狂，所以儘管失迷了路途，卻沒偏離得太遠；過一陣子，還是回得了頭。

等我回了頭，台灣恰恰又起了根本的變化：李登輝開始以「本土化」、「國際化」為名，一步步推動「去中國化」。正當「去中國化」由隱而顯，已然蔚為一股潮流，席捲整個台灣之時，我又何其有幸，隻身遠赴池上，變成了一個「化外之民」。在池上，我遠離了台北的時潮，也遠離了文化圈的喧囂與鬧騰，既不憂心忡忡，也沒煩躁悲憤，就只安安分分，當個鄉下人。於是，我看山水、看稻浪，也看傳統戲曲；我聽蟲鳴、聽鳥叫，也聽中國音樂；我靜靜地讀書，靜靜地補中國文化課。為了形神合一，也為了不再精神撕裂，我得好好地把中國文化給弄明白。

池上二十幾年下來，當我越來越明白骨子裡的中國文化基因時，迥異於當年比我聰明、比我有才情，也比我更有理想的同儕而今普遍陷入的鬱悶與糾結，我的生命狀態的確一年比一年清朗、一年比一年明白。我跟辛莊師範的學生說，這些年來，與其被尊敬，我還更願意被羨慕。放眼兩岸，許多奔五十的人，外表上事業有成，有些名聲，也有些地位，但回頭一看，仍不禁要感嘆自己「三十而『不』立」、「四十而『大』惑」；面對當下，更是有著太多的不安與惶恐。像我這樣越活越安穩的人，不多呀！事實上，現今的世界，想改變未來的人太多，能當下安然的人太少；「你們如果能活得安穩，甚至活得讓旁人心生歡喜、心生羨慕，那麼，真要說貢獻，這就是對世界最了不起的貢獻了。」

（此文為作者即將於爾雅出版的新書《天清地寧》代序）

四、《天地之始》新增部分章節

五、    天下事，猶未晚  -- 「志士」胡蘭成

甲、    破「民主」迷思

黃錦樹說胡蘭成「喜反」。這話說得極對。

「反」有兩種。一是直接對抗權勢，譬如，胡因不服權威，十幾歲被蕙蘭中學退學，二十歲又遭郵局開除。又譬如，1936年兩廣軍興，兵諫中央抗日；胡蘭成辦《柳州日報》，鼓吹發動對日抗戰，遂被捕。更譬如，汪政府時期，胡「每念不合則去，且幾次想要造反」，數度罷官，最後還因一篇過於直截的文字獲罪，不僅遭汪拘禁，更險些丟了性命。(註[1])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反」，那是，對抗時潮。

對抗權勢，容易獲得掌聲；對抗時潮，通常則只會招來譏謗。

亡命後的胡蘭成，越到晚年，不顧譏謗，越對時潮「反」得深刻且徹底。這是他越老越頑固呢？還是越老越清楚了呢？

百年來，最大的時潮為何？不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一個民主、一個科學嗎？

先說科學。胡蘭成晚年因與岡潔 (日本史上最偉大的數學家，多變數解析函數「岡定理」的建立者) 以及湯川秀樹 (亞洲第一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相契往來，深入數學與物理學的世界，遂看到科學的根本問題。科學本源於對自然的歡喜心，原有對天地萬物的一份虔敬，但自墮於抽象後，遂產生了異化。科學抽象化之後，因抽象邏輯可不斷演繹，可展開到永無止境，結果便演成病態地不斷思索、不斷探究，變成惡性發展，「貪婪求進不已，雖要止亦不能止」，最後則「離脫並破壞文明，成不得一件真東西。」又因科學不再具象，不復緊扣著直感，於是，發展到後頭，便越脫離學問原來對人事物的情意，因此，「科學的製品無情，通過科學看的事物無情」(註[2])。這樣的科學，慢慢自成一物，發展成所謂的「科學主義」，「要止亦不能止」，最後淪為軍國主義與產國主義的工具，「走到了無聊，造出許多沒有意思的東西，如原子武器等，如為擴大生產而擴大生產的膨脹經濟等」。

    爲生產而生產的產業國家主義，在與「科學主義」相互因果下，成了史上最大的無明。產國主義的社會裡，人們犧牲家庭、輕忽倫常、破壞自然生態，即使精疲力竭、普遍過勞，仍被一股無明的力量催逼著繼續擴大生產、繼續孳孳為利，最後，「窮到只剩下錢」；用胡蘭成的話說，「現代社會是國民收入雖增多了，反為見得貧寒，如有錢的乞丐」(註[3])。在一群「有錢的乞丐」統領下，這世界也日益貧乏到只剩塞滿的物量，除此之外，人類所有可珍視的事物，正如近百年「科技日新月異」之下全球急遽消失的物種一般，短短才一、兩個世代，忽地就隱沒了、不見了，一切都在急激的朽壞中消失了，胡蘭成說，「這個世界在歷史上的緣分要盡了。」(註[4])

和這樣的產業國家主義相羽翼的，正是當今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透過「民主」制度，商人可取得政治的關鍵決定權，可讓物質的追求極大化；透過「民主」的機制，產國主義可無限擴大、可無限膨脹，即使有識者深知其弊、期期以為不可，這樣的機制仍可利用一般人的貪念與愚痴，透過多數決，透過所謂的「民主程序」，讓產國主義繼續「貪婪求進不已，雖要止亦不能止」。

但是，這樣的「民主」，不正是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之所求？這是他們畢生之憧憬，可他們真搞清楚了嗎？早在五十年前，胡蘭成針對這問題，就嚴厲地對唐君毅言道，「西洋文化之宗教、哲學、文藝及政治經濟制度，不可無批評地適用於中國，然而尤以對於西洋的政治制度，所謂民主云云，萬口同聲，全不加以思考，此又大惑也。大亂生於大惑，非士之恥歟？」(註[5])

是的，「大亂生於大惑」。百年來，知識分子除了憧憬滿懷、竟日顛倒夢想之外，奉「民主」之名，究竟造了多少福？還是添了多少亂？

胡蘭成之所以力斥「民主」時潮，除了「民主」必然助長產業國家主義的氣燄之外 (西洋的議會制度原本就是商人對國王與貴族及教士爭權奪利而設的機構)，更因這制度本身，壓根就與「民族的修行」相悖反，根本就會消弭人格與氣魄。「民主」強調權利，強調個人主義，這都與修行相互矛盾；產國主義強調利益，也必然要將道德邊緣化。「國家發展到了所謂公民社會或公民政治，其人格與知能彼此相互抵消」，「民主制度於技術的議題尚可集思廣益之效，擇善而從，但於道德的議題，於氣魄人格有關的事件的討論，則往往是歸結到一個最無氣力的決議案，因為眾多人格互相抵消了，無力化了之故。」(註[6])

這樣的話，證諸台灣二十幾年來的「民主化」歷程，完完全全，若合符節。這些年「民主化」下來，「無氣力」三字，已成台灣社會的死症。仰仗著數百年累積的傳統底蘊，兼又數十年來沒啥政治運動，「隱性台灣」的民間，至今仍大致完好，也仍充滿了活力；但是，在檯面上的「顯性台灣」(註[7])，從政治到教育，都已極難有氣魄，更幾乎不見有甚麼人格；只見資本家呼風喚雨，只聞議員與媒體胡扯瞎掰、亂說一通(註[8])。政治人物因時時都有選舉壓力(註[9])，故而不論喜或不喜、願或不願，都只能迎合選民、避重就輕，凡事都只能短線操作、譁眾取寵。在此風氣下，教育部門對於年輕的一代，也極盡討好之能事。結果，寵溺過度的年輕人，在遷就取媚的環境下長大，普遍無志，普遍「無氣力」；除了竟日耽溺在電腦的虛擬世界以及吃喝玩樂的低級趣味之外，面對未來，他們甚至不太有危機感，多半就是一片茫然。

這些年來，台灣的「有識之士」，常常為了年輕一代的「無氣力」而憂心忡忡。但他們又怎知，真正的病灶，其實正是大家魂牽夢縈的所謂「民主化」！

關於這問題，胡蘭成說，「中國向來是說民本，不說民主。國以民為本，不是由民來出主意。」在以民為本的原則下，「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間對於政府行事的反映。譬如醫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聽由病人的意思來處方。又如學校隨時要看看學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據學生的意思來施教。政府對於國民亦是如此。這與尊重不尊重國民的話完全無關。譬如你家裡時時要注意小孩的反映，但是不能聽由小孩來作主張，這並不是看輕小孩子。」(註[10])

這話說得既簡單又明瞭。如果讀者沒有太多偏執，單單這幾句話，其實已足以將民主的迷思給破了。胡蘭成還說道，「民國以來，中國也曾行過議會政治，然而成立不得。這並非如有人說的因為一般國民的知識程度低，不夠資格來行民主政治」，事實上，「人們口稱要民主，但若當真成立了民主，中國人亦未必要」，真正的關鍵，是在於西洋的民主政治「那樣單是為物慾與權力的制度，自始即不適合於中國。」(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