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的部落格

《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專訪以及王紹培在深圳《晶報》談我小孩的在家自學

國學研究要接地氣，不要走入象牙塔

2014-01-08     深圳特區報

◎深圳特區報記者王紹培文/圖

　　還在念高中時，薛仁明就有了隱居的念頭。不過他所謂的隱居，既不是不事生產，也不是不問世事，而是去到鄉下，當一名鄉村教師。這個選擇的結果是，他可以在十多年前就辭職，過一種標準的文人生活。

　　他一直都是閱讀者、思考者、寫作者。他是因為讀了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有了一種震動。他的第一本書《天地之始》在出版時也引起了某種震動。他開始在中國文化裡面打轉。不過，他對那種政治儒家、道德儒家、面孔嚴肅的儒家有些不以為然。他覺得儒家也好、知識份子也好，不可以高高在上，都應該接地氣。

　　儘管看起來他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出沒，但他始終不忘關懷身邊、當下和時代。正因為有強烈的現實感，所以他才能夠進行徹底思考。他是從全人類的出路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文化的。也正因為此，他對中國文化有一種深切的認同和自豪。

　　日前，記者採訪了前來深圳講學的薛仁明。

　　把孔子和劉邦聯繫起來看，就知道中國文化是什麼

　　記者：你自己目前的狀態是什麼樣的？大量的閱讀？然後大量的寫作？

　　薛仁明：我沒有大量的閱讀，我讀東西讀得不算多，因為我更多的時間是用來生活

，我要散步、看山、看水、看雲、看月亮，陪陪家人，和朋友聊聊。有時也要出去講課，當然，也要寫作。這一年我在圍繞著《史記》寫作。我在臺灣，未來的一年出版的書都會跟《史記》有關係。我只寫其中的某一部分，主要是圍繞著劉邦一幇人。比如《高祖本紀》我就談了很多，寫了很多，幾乎每個細節都被我討論過了。我常常講，談中國文化，如果只選兩個人的話，一個是孔子，一個就是劉邦。把孔子和劉邦聯繫起來看，就知道中國文化是什麼。

　　記者：為什麼這麼講呢？

　　薛仁明：這兩個是中國人性格的兩種典型。劉邦代表了民間的那種性格，豁達、散漫、耍賴、吊兒郎當、滿不在乎、江湖義氣……可是，他蘊藏的正面能量也非常大。常常有聽眾質疑，說你對劉邦的印象蠻好的。如果你把他跟孔子聯繫起來看，就能發現他們的互補。有些儒家一本正經的樣子，也很讓人受不了。他們覺得自己肩負天下的責任，他們看我們這樣的普通人多是斜著眼睛看的。我的《孔子隨喜》出版後，批評最多的都是儒家，年輕的儒家，他們恨死我了，講話很凶。

　　記者：你對儒家的這種看法，是不是跟胡蘭成有關係？

　　薛仁明：一定有關係。也跟我民間的背景有關係。我跟一般的學者之所以有距離、跟嚴肅的學者有距離，就是因為我的民間背景。我在想，像他們這樣走到民間，誰會理你？有一年，我跟我內人帶著小孩去給林谷芳老師拜年，小孩子到院子裡去玩，我們坐在客廳說話。一般情況下，我內人看到林老師都會緊張到說不出話來，因為林老師看上去很威嚴，尤其是不說話的時候，在臺灣很多人都怕他。那天我內人不知道吃了什麼熊心豹子膽，她突然問了林老師一個問題，薛仁明這些年有什麼變化？林老師說，他這些年變化蠻大的。剛剛看見他時，好像背負著很重的東西，把自己都壓得喘不過氣來。那時的感覺是，這人沒救了。當然，要救也不是不行，但就非得把這個人背起來不可，可是，我又不是一個有很大教學熱誠的人，我就想，這個人是救不了啦，隨他去死吧。後來，薛仁明居然翻轉過來了。我想這個應該是他的民間背景。我也想林老師的這個看法是對的。

　　我之所以能夠理解胡蘭成到那樣一種程度，主要是胡蘭成跟那些學者不一樣的：他從來不高高在上。他談東西談得那麼具體。你看他的《今生今世》可以用那麼細微、具體的東西把中國文化詮釋到那麼清楚明白，讓人五體投地。他談民間之所以能夠對我產生那麼大的震動，也是因為我本身就來自民間，所以後來我看儒釋道三家，也不喜歡想成是高高在上的樣子。我大學時，本來最崇拜牟宗三，但是總覺得有些隔閡，接不到地氣，後來就轉到胡蘭成這裡來了。

　　中國的文人從宋代以來，就出現一個不接地氣的問題。易經裡面有一個卦：地天泰，就是講要接地氣嘛。你讀書人、文人跟民間應該是一種泰卦的狀態嘛，結果，我們看見的卻是否卦，天是天，地是地，老死不相往來。尤其到明代，理學興盛到那麼程度，那些文人又耽溺於美，過著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現在我們談文化、談儒釋道，必須要跟民間交流，才能長長久久。

　　我後來重新讀《史記》，看劉邦，感觸很深，就這個原因。包括我看孔子，雖然他出生是貴族，但是他來往的人是三教九流。這也是我為什麼對南懷瑾特別敬重的一個原因，雖然他三教九流、龍蛇雜處，到晚年有很多副作用，可是，一個讀書人的確應該有這樣的氣象。

　　我談孔子，也特別談到氣象要大。孔子和劉邦兩個人氣象都很大。劉邦跟市井人物在一起，用朱天文的話說，就像是一個即溶顆粒，可以馬上融入，一起鬥雞走狗，打成一片。當然，劉邦這樣的人一直很多，談不上特別了不起。問題是，劉邦卻也能夠融入張良這樣的人。一個人能夠隨時融入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這個就罕見了。這種人就天才了，這種人就了不起。我想借劉邦給很多人一個提醒：我們要接地氣，不要走入象牙塔，講一些沒有幾個人聽得懂的話。從這一點看，孔子和劉邦，都是一樣的。這樣談中國文化，就比較完整，就不會掉入陷阱。現在有些人之所以討厭講什麼國學，就是因為那些講國學的那種道貌岸然、又自居優越的德性讓人不舒服。國學的傳統斷裂了那麼久，現在一恢復，就又變成了那個德性，那麼，豈不是五四以來的百年走的是冤枉路？

　　我對孔子很有感情，他們那些搞國學的人對孔子也很有感情，但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差異就是，對五四怎麼看？他們認為五四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非常大的造孽，但我不這麼認為。世界上再壞的事情也事出有因。比如中國人講善惡，從來都不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是惡，也要學會體諒人家，惡中有善，壞中也有可愛的地方。京劇的丑角從來都不會讓你想去打死他，而是讓你覺得可笑、可歎、可憐。後來我們的善惡那麼分明，這個態度是宋儒開始的，他們把善惡絕對化。如果我們恢復傳統，卻是回到了一百年前，甚至比一百年前還更醜陋，那我們這一百年就算是白搞了。我們今天一定要在對的立場上來調整、轉化傳統。事實上，如果中國文化沒有出問題，是不可能出現五四的那種激烈和厭惡的。中國文化發展到後頭，一定是有問題的。我寫《孔子隨喜》，其實就是要做一個這樣的調整，我們過去對孔子是仰視的，不是平視的，把孔子當成神，沒有看到這個老頭有他脆弱的地方、可笑的地方。但是，也只有這樣，才能讓這個老頭活過來，中國文化也才能活過來。

　　“美化別處”是一種惡性循環

　　記者：現在很多人去了臺灣，就覺得臺灣的中國文化是保存得比較好的。你會不會覺得其中有很多是溢美之詞？

　　薛仁明：我的《人間隨喜》這本書談到過這個現象。我對臺灣是有蠻多批評的。廣州的學而優書店老闆陳定方很喜歡《人間隨喜》，把這本書列為推薦之書，她認為這本書寫得很誠懇。有一次，她問我：你對臺灣那麼多的批評，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就笑著說，妳不是認為這本書很誠懇嗎？怎麼還會有這樣的問題呢？其實我也知道，她的意思是臺灣到底是怎麼回事？很多大陸過去的人對臺灣是有美化的，就像很多人美化民國一樣。所以他們看到我談臺灣的問題時，情感上不能接受。事實上，你越是美化一個“別處”，就越是不滿意“當下”，越是不滿意“當下”，就越是會美化“別處”，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記者：你有沒有把自己的思考清理出一個脈絡來過？

　　薛仁明：沒有。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學無術嘛(呵呵！)，其實我對於系統性的論述是有所戒懼的，也不覺得有必要去建立一個所謂的“思想體系”。多半時候，就是應緣而說。我的人可能比我的想法還要緊。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出道很晚。我是寫《天地之始》才出道的。像我這樣登場很少的。我的老師林谷芳也是，他直到38歲才出道。然後，到了四十多歲才出版《諦觀有情——中國音樂傳傳世經典》，這本書公認是談中國音樂談得最好的一本書，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超過。當然，我的天資跟林老師無法相比。我也沒有想過我要出手寫什麼。我跟別人不同的一點是：我還在念高中時就想隱居嘛。很多人有類似的念頭，但付諸行動的不多。我大學一畢業，當完兩年兵，才24歲，就一個人跑到連半個人都不認識的台東鄉下過我自己的生活了。當兵的時候，我挑了幾個假期，搭火車到花蓮、台東，一站站地下來，看地方，幾乎把每一個鄉鎮看遍了。

　　記者：為自己挑選適合隱居的地方。你在鄉下是當老師嘛，其實也就是去做鄉村教師了。

　　薛仁明：在臺灣有一個好處，就是在鄉下當老師跟在城裡當老師，待遇完全一樣，但鄉下的費用要低得多。這也是兩蔣重視教育的表現。我教了十幾年書，存了錢，娶妻、生子都沒有問題。後來我有了外面這些緣分，我就辭職了。我辭職第一年認真算了一下，我的收入只有教書的四分之一。後來我開玩笑，我說自從收入只有四分之一，我在家裡的地位也只有四分之一了。當年只要你對城裡的東西沒有太多的嚮往，你可以在鄉下生活得很好。在兩蔣時代，臺灣的社會流動是很好的，把中國古代的社會流動不僅保留了，而且還發揮得淋漓盡致。到了李登輝時代，這個情況才開始轉變。我在大學時期，我當家教，我有兩個學生，一個月的收入就可以付我一個學期的學費了。這個尤其跟蔣經國對教育的重視有關係，他的政策讓出生清寒家庭的子弟有機會受到好的教育，促進了社會的流動。

　　記者：上世紀80年代之後，情況就變了？

　　薛仁明：李登輝時代開始，搞所謂的教育改革，學費提高了，受教育的經濟壓力加大了。這兩年臺灣又在搞什麼12年義務教育，在搞教育的平均化，消滅重點高中，美其名是讓每個學校均衡發展，讓每個學生享受同等的教育資源。都是說得好聽，簡直是幻想嘛，怎麼可能做到，完全不切實際。結果是把重點高中消滅了，平均水準往下拉。於是比較優秀的小孩，或者是有錢人的小孩，就被送到私立學校。在有能力的家庭的盤算裡，私立小學、私立中學、私立高中，然後上臺大，這完全是美國的模式嘛，所有好的學校都是私立的了，社會的流動就停滯了。現在整個趨勢就是這樣，臺灣的政策就是討好有錢人。在公立學校就出現了我剛才講的那種情況，學生不願意學，老師也慢慢被澆息了教學熱忱，公立學校的水準就越來越差。美國的公立高中也是這樣的。

　　記者：你講的這個情況很值得我們深思，因為在我們這裡好像也出現了類似的動向。

　　薛仁明：大陸的情況我還不算清楚。但總之可以參考。在臺灣，馬英九目前想做什麼好事，根本就做不了，處處受制。現在回過頭去看，臺灣整個文化最好的時代，大概也是在蔣經國時代，現在的文化是低俗化、媚俗化，好多有品質的文化都被邊緣化了。現在被資本家挾持。臺北的房價可以漲成那個樣子。中產階級這些年也逐漸被消滅了。想過得安穩也越來越難了。單是買一個房子就不行。

　　相關連結

　　薛仁明

　　1968年生。作者，講者，行者。

　　台大歷史系、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畢業。台南一中二年級開始，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十八歲因之休學半年。十九歲開始，有心於儒釋道三家。關注的焦點，是生命之修行與文化之重建。一九九三年起，長居台東池上鄉下。

　　著有《胡蘭成·天地之始》、《萬象歷然》、《孔子隨喜》、《教養，不惑》。

 2014年01月23日   《深圳商報》

台湾另类儒学家 多年隐居深山里

台湾儒学家薛仁明说：“我们在台湾也常常谈论教育。整个教师秩序快要崩溃了。学生上课时不听课，晚上去找人补习，回到家做功课做得很晚。学生睡不饱，成绩逐年下降，身体也搞坏了。所以我就作出一个决定，我要让我的三个小孩回家自学，不讲什么伟大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起码睡觉要睡足。”

案：此文是深圳特區報資深記者王紹培寫我家小孩的在家教育，其實也是當天訪談的一部分。

有關教育的閒話

深圳《晶報》 2014.1.11

作者：王紹培

年前臺灣的學人薛仁明來深圳講學，我們有機會聊天。薛仁明還在念高中時就有隱逸之志。終於在24歲時選擇到台東的鄉下去做了一名中學教師。“在臺灣當老師有一個好處，就是無論你是在城裡或者是在鄉下，待遇完全一樣。而鄉下的消費水準要低得多。”薛仁明說。

十多年前(案：是四年前)，薛仁明選擇離職回家專事寫作。十幾年工作存下來的錢足夠他娶妻生子，養家活口。去年九月，他做出一個重大決定，讓三個孩子回家自學。“我讓我的小孩回家自學，沒有什麼偉大理由，只是為了讓他們每天可以睡飽。”薛仁明說。

他的太太也因此請了一年的假，在家輔導小孩的功課。學校規定的每天應該學習的課業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這樣，小孩有很多時間學習怎麼做菜，有很多時間去運動，有很多時間讀課外書籍。“一年裡他們要回到學校參加幾次考試，考試通過就行了。我的大孩子回校考試居然考了第一名，這很出乎我們的預料。臺灣有這一點好，我們這樣回家自學是合法的，學校保留學籍。”薛仁明說。

他發現臺灣的教育失序問題嚴重。學生在課堂上昏昏欲睡，放學後就去找人補習，回到家再做作業，晚上很晚才能上床休息。睡眠不足，成績不好，身體也很差，而且一直這樣惡性循環。完全莫名其妙。“唱《忐忑》的歌手龔琳娜到我家裡做客，發現家裡的飯菜大部分是三個小孩做好的，而且發現三個小孩的眼睛都那麼明亮，非常驚訝，非常興奮。”薛仁明說。

薛仁明對實行了改革之後的臺灣教育憂心忡忡。所謂教改，其中一個主要內容是取消重點學校。“美其名曰是讓所有學生享有同等水準的教育資源。但這完全不切實際。因為公辦的教育無法提供優質教育了，一些有錢人就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一些優秀的教師也去私立學校任教。公辦學校的教育水準每況愈下。寒門子弟經由教育的途徑實行社會流動的通道也就被封死了。”薛仁明說。

那天，我們拉拉雜雜還談了不少。有關教育的這些意見，我覺得“保留學籍、允許回家自學”這一點特別好。如果你對學校的教育不滿，或者你有另外的訴求，你可以選擇回家。但回家了不等於你就失去了回到體制內的權利，你隨時可以回來……在深圳，我知道有些家長也選擇了放棄教育體制，而代價是，他們回不來了。

說到教育，總是讓人感慨良多。那麼多人、那麼多專家、那麼多智慧的大腦，最後搞出來的一套教育制度卻不能讓青少年睡好覺、長好身體。這種教育無論怎麼說，都不可能是好的教育。反之，如果一種教育能夠讓青少年睡好覺、長好身體，也不可能壞到哪裡去吧。如此簡單，如此難辦。